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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瓜州晋昌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
唐瓜州晋昌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
孙修身
(敦煌研究院，甘肃敦煌736200)
［摘要］解放前，在敦煌莫高窟第130窟甬道，剥除表层的宋代壁画后，显露出底层所绘的男女供养人多身，其中北壁西向第一身为男供养人，其题名结衔是“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宋晋昌郡太宋乐庭环供养时”。自剥出此题后，即被认为是研究该窟和敦煌莫高窟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出现在许多学者的专著和论文中。但是，数十年中，人们对于其中所见的“晋昌郡”及其治所到底是在哪里不是尚未讨论，就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鉴于上述情况，更兼此条题记在研治敦煌学方面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作出讨论。
［关键词］瓜州；晋昌郡治所；莫高窟第130窟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57-08
一、敦煌莫高窟第130窟所见瓜州晋昌郡治域所在
题名结衔中所见的“晋昌郡”在何地？根据目前翻阅到的资料可知，在我国的西晋之前无此地名，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以“晋昌郡”名地者又非一地，其情况是：
第一，西晋置晋昌郡，在南朝刘宋时期废置，南齐复置，后为西魏占有，入于北朝的治域，改名为魏昌郡，自此而后，该地再无复用“晋昌郡”之名。经调查和考证，知其故治是在今陕西省南部、汉水流域的石泉县县治中。
第二，西晋置晋昌郡，北周改名为“永兴郡”，隋朝废置，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复名“晋昌郡”，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86）再改名为“瓜州’，此后再无复用旧名。经调查考证和研究，笔者认为其故治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县治中。
第三，东晋置晋昌郡，南朝刘宗时期，改名为“永兴郡”，隋时废置。经考查和初步研究，知其故治在湖北省竹溪县治中。
第四，北魏置晋昌郡，西魏时废置。经初步考查和研究，笔者认为其故治是在今陕西省南部汉中地区的洋县文乐18里之处。
以上是笔者所检得的四个晋昌郡的情况，对照于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中所见的晋昌郡，笔者认为，以设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境内者为是，其理由是：
其一，瓜州是敦煌的近邻，今天瓜州县间的行程为百余公里，而文献记载的西古城的距离也不过是“三百里”，且有驿路相通，便于窟主乐庭环等在敦煌莫高窟进行开窟、造像和进行宗教活动。
其二，在此供养人的题名结衔中，有“……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兼墨离军使之”。据文献记载，此晋昌郡下管晋昌、常乐两县，一府，即大黄府。据《新唐书.地理志》，在此郡的大黄府，驻有“墨离军”同题名结衔中所见者正相符合。关于大黄府与晋昌郡的行程，文献称“千里”，近人考证，认为“千里”为“十里”文误，甚是。
其三，此窟和供养人的时代，笔者业已根据敦煌遗书、洞窟中的题记、供养人的衣冠服饰画面所呈现的时代特点、艺术风格，和此窟发现的丝绸所提供的纪年“开元十三年七月十四日”，以及瓜州晋昌郡官吏的任迁情况，考定第130窟的时代，是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后，成窟于天宝前半期。如以此时间对照于上例之“晋昌郡”，除“晋昌郡”尚用旧名外，余者不是废置，就是改用新名，证明题记中所见者，只能是此“晋昌郡”。
其四，在唐朝的地方行政区划中，州和郡之名是数相易移的。随着地方行政区划的更名，地方官吏的职称也随之而变化，即州时称刺史，郡时名太守，在前引的供养人题名结衔中，有“……守晋昌郡太守”一说，这也与讨论的“晋昌郡”之名相合不悖。
根据以上四点理由，笔者认为敦煌莫高窟第130窟供养人乐庭环题名结衔中所见的“晋昌郡”只能是设在今甘肃省瓜州县治中而且是非此莫属。
二、瓜州晋昌郡和晋昌县治非一地考
在弄清了敦煌莫高窟第130窟供养人题名中所见“晋昌郡”治域的所在之后，需要讨论的又一问题，即瓜州晋昌郡郡治和晋昌县之治是否在一地。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为数也不少，但是，研究者都一致认为二者的治所同在一地。对此传统的结论，笔者在此提出异议，其理由如下：
一方面，晋昌郡在瓜州县治中的建置，首启于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据《晋书.地理志》卷14的记载可知，它是分汉敦煌郡的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即渊泉）、广至五县，汉酒泉郡的沙头县和新建的会稽、新乡凡八县而建置的。但是，在《晋书》的这条记载中，并没有说明“晋昌郡”的治所所在。
在《隋书.地理志》卷29的“常乐县”条里有这样的记载：“常乐，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即广至县，因避讳而易名）、冥安、闰泉（即渊泉县，亦是因避讳而易名的）合为凉兴县（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40，于此则名其为“郡”笔者以为李说为是）。开皇初废郡，改为常乐。”通过《隋书.地理志》的这条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冥安县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置时始，至北周合并于凉兴县郡时止，它郡始终称冥安县，并未易名，这就是说，它并没有因隶属关系的变更面受影响，真正停止冥安之名的使用是北周的末期，这就是我们产生了晋昌郡的治所起码是在北周后期以后，不一定是设置于冥安县的疑问。
《旧唐书.地理志》卷45“晋昌县”条，关于其情况的记载是“晋昌，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冥，水名，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周改晋昌为永兴郡，隋改为瓜州；改冥安(为)常乐。武德七年（624），复为晋昌……有关官”。《元和郡县图志》“晋昌县”条下则有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者入凉兴郡”之语。通过《隋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北周武帝时，业已将冥安县并入凉兴县（部）中，即冥安县的建置当不复存在。但是，《旧唐书》则谓：“改晋昌郡为永兴郡；改冥安为常乐。”这又说明当时“晋昌郡”依然存在，如为一地，既“并省”就不能去“改”，因文云“改”，就不能有“并”省。总之二者是不能兼得的，可是事实告诉我们的则是既有“并省”，又有“改”名，这就暴露出晋昌郡和晋昌县的治所并不在一地。
关于这一问题，杜佑在《通典.州郡典》卷175“瓜州条”作了问答：
瓜州，今理晋昌县……后魏属常乐、会稽二郡。后周属会稽郡。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产于敦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产。凉武昭王逐以南人置公稽郡；以中州人置广夏郡，后周因归名置晋昌郡。隋废之，以属敦煌郡。大唐置瓜州，或为晋昌郡。领县二。晋昌，汉冥安县地，武德四年（621）改置……
《太平寰宇记》卷155“瓜州晋昌郡”条的记载，谓：“瓜州（晋昌郡，合理晋昌县）……晋惠帝始分置晋昌郡，领冥安等八县。至苻坚时，徙江汉流人万余户于敦煌，又徙中州不辟田畴者七千余户于此。至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以中州人置广夏郡。至后周，敕并之。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
以上两书的记载，对于普昌郡的变迁及其治所的所在等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即在冥安县省并于凉兴县（郡）之后，晋昌郡的建置是仍然存在的，只是它是设在凉武昭王时所建的侨郡，即会稽和广夏郡的治中，而不是在汉置的冥安县县治之中。至此可以肯定，唐时的瓜州晋昌郡的治所不在汉置冥安县（即常乐），唐时晋昌县县治中，我们也可以肯定唐时的瓜州晋昌郡的治所和晋昌县的治所分别在两个地方。
为进一步证明上述看法，可再由唐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里关于瓜州晋昌郡的记载，来核对论点的可信性。
《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著名的古代地理名书，向为历代学者所重视。且其成书之时间，距唐玄宗复名“晋昌郡”、唐肃宗再改晋昌郡为瓜州的时间并不长。李吉甫其人，又在唐朝政府任过显官，其书中的取材，是必来自官府的档案。这就是说，它的记载是堪为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特别是唐代历史地理所依凭。这大概也是古今学者在探讨瓜州晋昌郡治所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必持以立论的所在。可是，也就在此书中，就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说明，唐代的瓜州晋昌郡的置所和晋昌县的治所，并不在一地这一事实。由于人们的失察，再加以主观的臆断而被忽视，硬指二者的治所于一地，致使许多问题长期争执而不解，今为弄清问题，现将有关记载条列于后：
其一，该书在记述唐代瓜州晋昌郡的“八到”时，谓：“南至大雪山二百四十里。”在记述“晋昌县”所属的名山和大川时，则又谓： “雪山，在县南一百六十里，积雪夏不消。”笔者认为，前者所说的“大雪山”和后者所记的“雪山”，二者当属一事。如此看法不谬，是县治在南，而州郡之治所在北，二者之间尚有80里的行程。
其二，在同条晋昌县中，又记有“合河戍”这个地名，其谓：“合河戍 ，在县东北八十里，在州西二百步。”在唐代地方行政区划之中，州和县是不同的两级，而州和郡则是互有易名的，如要讨论的瓜州和晋昌郡，就是一地的易名。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后，再来看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就十分清楚。他在书中不仅强调了“合河戍”这个地方距县和距州（郡）的行程之不同，即二者间相距还有80里的遥程；同时，也说明二者相对的方位，即州（郡）城在县城东北。如果用此条记载二者之间的行程，对照前面讨论中所记州（郡）城和县城至“雪山”的行程之差，即“八十里”，刚好合若符契，不差分毫。这是不能用李吉甫的笔误，或者是后来传抄的错误等来进行解释的；相反，它证明在古代，起码是在唐代的前后，晋昌郡的治所和晋昌县的治所不在一地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当然，对于《元和郡县图志》的上述记载，有人也持怀疑态度，如中华书局再版的此书，在其卷40《校勘记》的第80条中，针对上述的记载即提出疑问，谓：“在县东北八十里，在州西二百步。《考证》：县治郭下，此方里回殊，宜有错谬。”对于此条校勘记，笔者认为它是校勘者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硬指郡治、县治在一地而创造出来的疑团，同客观实际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原意都不相合，不足取。
其三，在《元和郡县图志》“晋昌县”条下的记载谓：“晋昌县，中下，郭下，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584）改常乐，属瓜州（敦煌）。武德七年（624）改为晋昌县。”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其中我们看到的“改属晋昌郡”一语，其意甚明，即他认为冥安县虽在隶属关系上，由敦煌郡改而隶属于晋昌郡，但是它并非是晋昌郡的治所，这正如其属敦煌郡，而不是敦煌郡郡治的所在是一样的道理。只有这样理解，才和杜佑《通典.州郡典》、《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以及实际情况相合。
总括前述讨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第一，冥安县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置时始，至于北周武帝时，并入凉兴时止，都始终沿用其名未改。隋时复置其县，但改名为常乐县，唐武德七年（624），始改名为晋昌县，这就是说，冥安县名在行政区划中的废止，是在北周武帝之时。第二，在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建置晋昌郡时，它只是改隶其下，并非为其治所的所在。第三，冥安县和晋昌郡是长期共存的两个地名。在冥安县并入凉兴县（郡）后，晋昌郡之名仍然存在于中国的史册中，后被改名为永兴郡。总括以上三点，集中证明了一个问题，即晋昌郡的治所，是不在冥安县的，起码在北周末期之后是如此的。
三、瓜州晋昌郡郡治考
在明确了晋昌郡和晋昌县的治所，即冥安县和晋昌郡并不在一地方，需要弄清的另一个问题即晋昌郡的郡治在哪里。对于此问题在过去研究者颇多，概括其意见。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其一，主瓜州晋昌郡郡治在今玉门县西、瓜州县东说。此说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有的仅述其大体方位，而未明其具体之所在，如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地理志》、《玉门县志.古迹》、《冥安废县》条等，后者谓：“《汉书.地理志》云：冥安县，有南藉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境，其泽溉民田，即今之疏勒河，水界于柳沟，靖逆之间，今之卫城，不必方之县治，其西为冥安县地方无疑也。”又有主此说而明其所在范围者，有《大清一统志》、陶保廉撰《辛卯侍行记》卷5、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重修敦煌县志》“冥安县”条等。《重修敦煌县志》谓：“冥安在今县治东，《元和志》瓜州晋昌县，本汉冥安县，东南至肃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云冥安有藉端水，今苏赖河，故城疑在今小湾（今亦作“小宛”），双塔堡，布隆吉等处。”由于其所指的地域，适在今瓜州县县治之东，甚至稍偏北处，故列入此说。
其二，主在今瓜州县城东南说，甚至明指今瓜州县桥子乡南坝村南约7公里处之苦峪城（当地人俗呼其为锁阳城）即为唐时的瓜州晋昌郡治地。吴承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补正》亦持此说，其谓：“冥安，晋昌故城，洪氏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云：在安西州东，《元和志》县东方二十步有玉门县，东北八十里有合河戍，南一百六十里有雪山，积雪夏不消。玉门关为玉门县西出之关，合河即冥水与玉门县水合流之河，枯河与逆渠古时会合于此，故曰合河。雪山，今布隆勒河源以南之大山。以三地地理较之，晋昌所在乃州东南，非正东。”向达先生《西关杂考》、阎文儒先生《河西考古杂记》不仅力主此说，而且明指今天尚存的锁阳城遗址即为唐代瓜州城。此后甘肃省博物馆的吴礽骧、余尧，兰州大学齐陈骏同志等更是力赞此说，《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标“晋昌郡郡治”于其地。吴礽骧同志等在《汉代的敦煌郡》一文中，在考证过汉代的冥安县县治之后谓：“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锁阳城乃明代于汉、唐故此上所建，而汉代故此似即冥安城，唐改为晋昌县，瓜州治此。”
其三，主在瓜州县县城者，有《甘肃新通志》、《甘宁青史略》以及《重修肃州新志》等。
对于以上所列的三种意见，笔者以为主在瓜州县县城者是由于作者的失查所致而形成的，与现在瓜州县的地理、地貌根本不相符；其余的两说，经过笔者对于其立论依据的复核，新发现的资料，以及实地考察的结果，认为它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当，需要认真加以讨论和修改。现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对于此问题的讨论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周书.令狐整传》卷36的记载称：“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士冠冕……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重薄，加荡寇将军……委以庶务，书诸而已。”“顷之，魏孝武西迁，河右扰乱，荣仅整防杆，州境获宁……寻而城民张保又杀刺史成庆，与凉州刺史宇文伴和构逆，规据河西。晋昌人吕兴等复害郡守郭肆，以郡应保。初，保等将图为乱，虑整守义不从，既杀成庆，因欲及整以整人之望也，复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虽外加礼敬，内甚忌整。整亦伪若亲附，而密欲图之，阴令所亲说保曰：‘君与仲和结为唇齿，今东军渐逼凉州，彼势孤危，恐不能敌。若或摧，则祸及此土。宜分遗锐师，星言救援。二州合势，则东军可图。然后保境息人，计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命说保曰：‘历现成则，在于任使。所择不善，旋致倾危。令狐廷保兼文武，才堪统御，若使为将，蔑蔑不济矣。’保纳其计，具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帝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门郡，召集豪杰，说保罪逆，驰还袭之。先定晋昌，斩吕兴。进军出保。州人素服整威名，并弃保来附。保遂奔吐谷浑。”关于敦煌城民张保、晋昌人吕兴等起义事，《周书.中微传》卷32谓：“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东，都督令狐延保起义逐保，启请刺史。”由以上两条记载可知，在西魏大统时期，晋昌郡这个行政区划的建置仍然存在，其所在方位当在敦煌郡之东、玉门郡之西，而且是距玉门郡不甚远的地方。
第二，彦宗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本中外驰名、研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堪作依凭的名著之一。其价值之大，是堪同玄奘法师所撰《大唐西域记》并比的。它记载了玄奘法师的一生，述及玄奘西行求法的历史，尤其是关于其经过河西走廊时的景状记载尤详，是《大唐西域记》一书的补充，其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向为国内外的学者和专家所重，已为英、法等许多国家翻译，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依据。
玄奘法师孤迈西行求法印度，是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上史上的壮举和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其首途也是受尽艰辛和磨难的，在其途经瓜州（即晋昌郡）时，也就是他出关前的最后一站，也概莫能外，官府行文提拿，脚力（即乘马）死亡，随行弟子或赴敦煌未归，或者是由于身体瘦弱，不堪远行异乡，最后仅剩只身，在官府提拿文书的严迫下，而孤迈远行异域。其困难之多，备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诸书中。而其中记载他在瓜州活动情况者，当首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传》。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直接有关者，是其夜出瓜州、偷渡胡芦河而出关的一段，现将其移录于后。
……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是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张辉先生从岑参诗校注《首蓿峰》篇改作“西”)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下广上狭，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至玉门关，路必由之，即境之襟喉也……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间。须臾彼胡(此胡即玄奘法师在瓜州剃度出家为僧的石磐陀)更与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马，相逐而至……遂即换马，胡翁欢喜，礼散而别。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上流十里许，两岸可丈余，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
通过上引文字，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第一，瓜州晋昌郡的郡治和唐代玉门关的相对位置是玉门关在瓜州晋昌郡治所西，或西北方的葫芦河上。
第二，从玄奘法师在瓜州晋昌郡所刺探到的情况以及其实际行走时间证明，即“夜发”、“三更许到河”，可知葫芦河在瓜州晋昌郡之西；瓜州晋昌郡至其河的行程是50余里。玄奘法师和其向导石磐陀，是在玉门关的下游10余里处偷渡而出关西行的。
第三，在玉门关上流10余里处，即其南西，原是一片水草丰茂、梧桐丛生、风景优美之区。
对于彦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这段记载，笔者认为是可信的，和现在的情况也基本相合，甚至是其所记景状，特别是在其记载中所讲的葫芦河犹存，又名东大河。当时人们以葫芦比其河呈现的形状而命名，由于葫芦河的存在，这就为判定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的所在提供了坐标点，使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出它的所在。
第四，《元和郡县图志》在记载瓜州晋昌郡的“八到”时谓：“……东南至肃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在同书的“沙州”条的“八到”中，又谓其“东至瓜州（即晋昌郡）三百里”。同书“肃州”条的“八到”中，则又谓其“西北至菠芦泉五百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肃州的“八到”中，没有讲其至瓜州晋昌郡的行程，而只讲了至其西北“葭芦泉”的行程是“五百里”，说明小小的葭芦泉在当时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高于瓜州晋昌郡的。“葭芦泉”为何水？按照唐韵古音，“葭”字是可以读作“姑’和“胡”的，如然是“葭芦泉’，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见的葫芦河得异读，实是一事。如果以《元和郡县图志》中的里程，同与之有关的两条记载，加以对较的话，可以清楚地计算得“葭芦泉”距瓜州晋昌郡治所的行程，是“二十里”位处其西，或西北方。至于其里程之差，即“五十余”和“二十里”的不同，笔者认为其既为一河，当有一定的流程，而两书所指的位置不同，又据调查葫芦河河源，确有多泉，其指者当为最东者，故而产生上述的行程之差，这个差殊则为合情合理的常事。
李吉甫在肃州的“八到”中记载至“葭芦泉”的行程，而未明至瓜州晋昌郡郡治的行程，这不仅透露了此泉所处地位的重要，而且也说明了当时的玉门关是设在此河上的信息，这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也是相合的。
总括上列各书的记载和研究，可确定唐代瓜州晋昌郡的治所所在的大体方位，即肃州西北“四百八十里”，沙州之东“三百里”，雪山北“二百四十里”，葫芦河东侧“二十”至“五十余里”处，而肃州和明州在唐时的所在，雪山的位置，前人都业已考定。可作基点用以判断瓜州晋昌郡的所在的依据，惟独葫芦河的所在，尚需加以讨论。
关于此问题，1945年阎文儒先生曾作过详细考察，并撰有《敦煌史地杂考》一文，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在其文中谓：“由玉门县至布隆吉尔（即今布隆吉乡），有沟十道，水流其中，或源于泉，或出于山，人们因得利用而灌溉之。故安西柳沟乡为富庶之区，尤以三道沟之酒，著名于关外三县，布隆吉尔城，筑于清雍正二年（1724），初驻安西镇总兵，及安西卫同知。五年（1727）建新城于大湾，六年（1728）迁移，徙柳沟于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废卫改驻游击，后改都司，布隆吉尔汉言即水泉乡，其地当为唐瓜州晋昌县东境，汉之冥安县地。《明史》作卜隆吉尔川，为哈密、赤金二蒙古地。清时哈密人与蒙古杂处，雍正二年(1724)筑城后，遂驻兵，今仍为安西至玉门中途重镇，布隆吉尔西行15公里徐双塔堡东为葫芦河。河自南来，源予葫芦村南六、七里余之诸泉，北流至兔葫芦村，住民十余家，半耕半牧。河经村东北流，10余里至双塔堡。东（应为西）折而北，入疏勒河。唐岑参有《苜蓿烽寄家人诗》云：‘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煞人。’注云：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葫芦河上狭下广，洄波甚急，上置玉门关，西域襟喉也……以岑参所记，玉门关及苜蓿烽，俱置于葫芦河上，则晋昌县亦必在双塔堡附近，今葫芦河至双塔堡城北，西北流入疏勒河，沿河南西行十里余入乱山。山中有双塔，塔建于河南岸小山上，东西相距近二百公尺，下方上圆，高约五公尺。双塔堡或因北命名。塔下为河，两岸俱山，河由山中流出，形成隘口，唐时玉门关之设，此外或近之，双塔西二里余处，有清代所筑大墩一，小墩五。由此而西五里处，于河南岸有小土墩不逾五公尺。其对面河北，有大峰二，一在河畔，一在北山口，望之颇高，非以土坯筑成，想系唐代所筑，或玉门关外之苜蓿烽？双塔堡城四方形，四面各长一五九公尺，有门东向，额曰‘迎赐’。堡中无居人，仅余龙王庙、昭忠祠、关帝庙、三官庙等寺宇，清时驻千总。今居民尽于堡外筑房舍，灌溉田亩，水源则以葫芦河及疏勒河为主。”
为弄清问题，笔者对阎先生当年考察的结果作了全面的核对，并进行了瓜州晋昌郡郡治所在的探索。于1984年5月中旬出发，在瓜州县人民政府、政协、文化馆、县志办公室等单位的支持下，历时五天，驱车行程达数千公里，对于有关的10余个文物点作了调查，并核对了阎先生当年的记录、结果，除葫芦河由于双塔水库的兴建而注入其中，成为其受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双塔堡已淹没于库底，各遗址的保存现状，远不如当年者外，余者尽同。总括其情况是：葫芦河又名东大河，源于今瓜州县布隆吉乡（政府驻于清时布隆吉城）西南约30华里，南距兔葫芦生产队约7里处，沙丘侧旁的草湖滩中。水草丰茂，野麻丛生，然后经兔葫芦生产队的东侧北流，经过双塔村、上三户、双塔堡注入水库。沿流居民赖其浇灌而耕，生活富裕，余尽与阎先生的调查结果同。
根据复查的结果，笔者认为阎先生推定唐时玉门关之设当在双塔附近的乱山下；晋昌县(即晋昌郡)的所在，当在双塔堡、布隆吉尔等一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另外，笔者还认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中所见的葫芦河，《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中所见的葭芦泉，不仅是一河，而且就是现在葫芦河(俗名东大河)。玄奘法师等的渡处，当在其下源，即今之兔葫芦一队之居处之北。
诚如前述，则可以根据前面考定的肃州、沙州、雪山、葫芦河、玉门关等，和瓜州晋昌郡的相对位置和行程，判定其所在当在双塔、布隆吉一带，而且是必在葫芦河的东面。据此笔者在这一带进行了探索和考察，调查了肖家地、九上三队、布隆吉、双塔堡、潘家庄等地的古城遗址。在这些古城址中，潘家庄古城已夷为平地，双塔堡古城并流入水下，九上城址不大，也毁之殆尽，惟独肖家地古城址，远处人们居住甚远的草湖滩中，至今仍然犹存，是上列诸城中保存最为完好者。经过考查和核对文献，笔者初步确定了肖家地古城址即为唐的晋昌郡，亦即瓜州州治的所在。
肖家地古城址位处于今瓜州县布隆吉乡之南，农建十一师七道沟农场三分场场部的西南方，行程约为5华里，北距布隆吉乡政府驻地约为20华里，西距葫芦河上源的兔葫芦村的行程约为40里许，在其南有新修的水渠，自东南流向西北，至此城址的西南角处折而转北，然后再西北行，在其下有九道沟水，自南而北经五七农场北行，在九道沟水东不远的公路南侧，有方形的烽墩一座，四边各约10米，高亦在10米左右，夯土版筑而成，白灰抹面，保存完整，俗呼为唐墩。由此足见其兴建之早，其距肖家地故城的行程约为10华里。又据向寻同志介绍，过去此路为贯通瓜州和玉门诸县的交通干道，为来往行人的必由之途，在今辉铜矿农厂处，原设有於邸，供行人居留，唐墩也连至玉门县境，西有至于瓜州县城的大路，今仍可通行。
肖家地古城地势低下，有大、小两城相错而置，小城居于大城的东北角处，方形，四面城墙的长度都是65米，残高8米，上宽5.5米，下宽8米，四角建有墩台，无马面之设。仅在南面开设一门，并设有瓮城，门道宽为6米，瓮城亦作正规的方形，长、宽各14米，门向先南后北，其瓮城的南墙和大城的北墙，基本上成一直线。大城距上述小城的距离为20余里，其城为长方形，宽约140米，现存城墙的最高处为7米，上宽约4米，下宽约8米，夯土板筑而成，由于其残破，仅能在南墙上看到一城门遗留，亦有瓮城。从其东南角现存的情况考之，笔者认为在其四角原当亦建有墩台，其他设施，如马面、雉碟等，由于其残破过甚，已无法判定。在北城东南的不远处，设有烽台一个，作方形，和前述之小城城门成为南北向的一条直线。
在城址之中，地面上随处可见各种早期的灰色陶片，其中汉代的纹灰陶片最具特点。在大城中还见有不规则的花岗岩巨石，上开10×7厘米的长方形的石穴，用途不明。另在此城中拾得有“五铢”、“开元通宝”等货币，当地村民亦交来于此城捡得的各种古代货币多枚，现存于瓜州县文化馆。
根据城址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及拾得的遗物判断，笔者认为它是一较早的古代城址，且当为我国古史中记载的瓜州晋昌郡的治地。之所以作如此判断，理由如下：
第一，贯穿此城的东西两侧，不仅有相连的烽墩，而且有东西向的大道相通，说明它在古代是处于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上的，这和历史的记载相合，且在其西设有玉门关可证。
第二，其位处于葫芦河的东侧，直趋的行程为40余里，如果加以步行线道，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的“五十余里”的行程是相合的。
第三，在其侧所呈现的地理地貌，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水草丰茂，梧桐丛生”的情况也是相合的。
第四，其地又同《新唐书·张守珪传》中所见：“侧地沙瘠不可，常潴雪水溉田。是时，渠塌(音杰)为虏毁，材木无所出。守珪密祷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数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修复堰防，耕春如旧，州人神之，刻石记事。”据《中国历史地理册》所标唐时疏勒河的走向，即出雪山而西北流，对之于今天的情况，笔者推测其必是沿肖家地故城东侧不远的九道沟、十道沟的方向而流淌的。现留之于河沟，十道沟水印洗趟地尚可证明。又其城周围，不是草湖即是戈壁.有大量洪水冲积而成的冲积层，厚达尺余，说明在过去，此处确曾经过洪水的淹没，但它是否即吐蕃毁，致使河水为害而造成的遗痕，笔者不敢专必。可是它证明在此城附近曾通过洪水和易遭洪水淹没，当是认为和张倚的记载是相合的。
第五，以此城址的所在，对照于肃州、沙州雪山、玉门关和葫芦河的相对方位和行程等，不是完全相合就是基本相合。
根据以上五点理由，可以判定今瓜州县布隆吉乡现存的肖家地故城遗址即为唐时瓜州晋昌郡的治所。
四、唐晋昌县治所考
诚如前述，可以明确瓜州晋昌郡和晋昌县的治所不在一地，而且瓜州晋昌都的治所业已考定是肖家地古城址。对晋昌县的治所略作说明如下：
晋昌县是唐代在汉冥安、隋常东县的基础上建置的，也是唐瓜州晋昌郡所属的主要一县。有人指今瓜州县东南方的苦峪城(俗呼锁阳城)即其治所。在此次的考察中，笔者对前人调查和研究的结果也作了复核，现将复核结果简述于后：
苦峪城(锁阳城)位处于今瓜州县东南桥子乡南坝村第二生产队南约7公里的戈壁滩上，南距祁连雪峰(即《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的“大雪山”和“雪山”约为85公里，东西为横卧犹如黄龙般的沙丘，在其东北的不远处有桥子乡南岔大坑古城遗址，北侧古河道通过，西面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畜牧之区，西北距今瓜州县城约为85公里。
锁阳城长方形，夯士版筑而成，南北长470米，东西宽430米，高10米左右，占地约为16.5万平方米。在城址内的偏东处，建有南北向的隔墙一道，将城分隔为东、西两部分，东小西大。在隔墙北端的拐角处，设有角门通于内外，连接东、西两部分。根据现状，可以推测东部为衙城，或称内城。在城墙的四角处，建有圆形转角的土墩。四周均建有突出的马面，总计17个，其分布是南、北两面各有5个，西面4个，东面3个。城墙表面粗糙，有许多风蚀洞穴。在此城的周边，总建城门4个，北面两门，南和西面各一门。东面无门。各城门俱有瓮城，在城外尚存有当年建筑的廓墙遗迹。在城之西北角处，建有高大壮观的两方形，中空的土圈，每边长20米左右，高15米上下，无门，据前人考称为监狱(士牢)本人不敢专必。在此城东北约1公里处，有土塔8座，用土坯建成，其中一座高大，白灰抹面。当地群众俗称此处为塔尔寺。在此寺庙建筑遗址中，散见有许多琉璃瓦残片和铺地的方砖，据现存遗迹和遗物考之，笔者认为前人考其为明、清时期喇嘛教的建筑是正确的。在此城的南面和东南面，有一片面积较大的早期古墓群。
在城址内外，随时可以掘得汉、唐时期的瓷和红、灰陶片，陶纺轮，石磨，铁箭头，“五铢”钱和唐代的“开元通宝”货币等，还有晚期的毛褐残片等。在城墙的夯土中，亦还见有人骨和汉、唐时期的陶片，据放牧人新近的报告，谓在城墙中发现有铁衣裹着的人骨全身骨架一具。又据《安西新志》等的记载谓，在此城中曾掘得颂赞张、曹两家统治时期“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苛锸和云，亿万京城”的残碑碣，还有“沙州都督印"(1921年出土，为伪县长陆某携去)、“熙字元宝”等货币。解放后，当地村民还于此城中掘得细绳纹大陶瓮一个，口径30厘米，腹围145厘米，高47厘米等。在当地还广泛流传着“唐王兵围锁阳城”的传说，榆林窟的后期游人题记中，更有“薛丁山兵围锁阳城，樊梨花大战榆林窟”的诗句。
关于此城的建筑时代，《肃州新志》谓：“苦峪城，在废瓜州东，至肃州四百里，明天顺四年（1460），哈密忠顺王母努温答失里主国，被北酋加思袭破其城，率亲属部落走苦峪城。成化中哈密都督罕慎又为吐鲁番阿力斯所袭，退居苦峪，时罕慎方倚罕东、赤金，而二卫自相仇杀。罕慎势益孤，朝命筑苦峪城，移哈密卫于其地。其有罕慎纠众袭哈密破之，还居故亡。忠顺王陕（亦有写作峡的）巴为吐鲁番阿黑麻所执，哈密居人以穷窟难守，尽徙室庐走肃州，诏赐中具谷种，并发流离，三种番人及哈密寄居赤金者，尽赴苦峪及瓜州、沙州、俾耕牧，以图兴复。正德后，吐鲁番益张；苦峪诸城皆为所残破。”清代常钧的《敦煌杂钞》和陶保廉撰的《辛卯侍行记》卷5等，考证此城建于明朝的正统和成化年间（1346～1487），是正确的。但是，近人在承认前说的基础上，又谓苦峪城“……我们认为锁阳城乃明代于汉、唐遗址上所建，而汉代故址似即冥安城，唐改为晋昌县，瓜州治此”。对于其结论，笔者不敢苟同。亦不知其作此结论的所据，如果是以其地面上所见汉、唐陶片诸遗物而判定的话，笔者则感到有商讨的必要。其原因为根据笔者此次的调查所获得的深刻印象形成的看法是：汉代在今瓜州县治设置的冥安、广至和渊泉三县，分属于三个水系，即冥安县处冥水流域；广至在榆林河（按：亦称踏实河）流域；渊泉则当系以泉水浇灌而稼殖，使民赖以生存。又汉代的塞垣自今瓜州县南不远通过，是汉代时置县必在其南。从调查所得的资料看，在其南部居民活动的遗留，灰、红各种陶片，真可谓无处不有处处有，就连戈壁、湖滩之中也可随处捡到，一连就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但是要找到其具体的遗址，除几座城址之外，余则难寻。这种现象到底由于风吹、水冲，或者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所造成，不得而知，但是，自今桥子乡的南侧，至于其东北的兔葫芦、肖家地等，常常存在许多这样的古董滩，是不足为奇的，更兼锁阳城周围多有古墓，在其建置时破坏古墓，地下保护古物被后人不时发掘而造成这种现象，亦未可知。总之，从地上所存陶片、文献的记载，以及城墙中所夹杂的遗物，只能证明其建于明代，无法证明其下即有汉、唐遗址，因而我们无法肯定它就是建于汉、唐遗址基础上的。
诚如前述，我们已明确了瓜州晋昌郡的治所，是在肖家地。文献记载它和晋昌县的相对位置是西南东北向，中间的行程为80里。从现存的遗迹看，自肖家地遗址，沿西南向的风蚀台地，经过兔葫芦南侧的烽墩，再西南行经半截城址（城址方形，面积不大，城中亦有汉代细纹陶片），再西南行经吴家沙窝东南之烽墩，再西南行至桥子乡南岔大坑古城址，隔一个河沟，西北、东南向排列着两座古城，面积颇大。再沿干沟西南行至塔儿寺，再西南行1公里至锁阳城，尽管其同肖家地古城的相对方位无误，但是行程则超过了百里，和文献的记载是不合的，故而我们认为它不是在汉冥安县城、唐晋昌县城的基础上再建的。
据《旧唐书.地理志》谓：“晋昌，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冥，水名，置晋昌郡及冥安县。”《元和郡县图志》谓：“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太平寰宇记》谓：“籍端水一名冥水，地理志云，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冥泽是也。”籍端水即今之疏勒河，在古代其流向是先东西，然后折而西北流入冥泽的。以上述诸书的记载和笔者考察的结果，笔者认为桥子乡的南岔大坑古城遗址比锁阳城更有可能是汉冥安县的古城遗址。首先，其城之东和南具有干河床，现在东沟中仍为红柳丛生之区，和《太平寰宇记》等的记载相合。其次，其距笔者考定的瓜州晋昌郡的所在―肖家地遗址的相对位置和行程相合。再次，其南至雪山的行程，约为80余公里，和《元和郡县图志》晋昌县条所记至雪山的行程相合。最后，其城址博大，其四至为：东南岔大坑，相距为400米，南有东西向的干沟一条，东南角有一烽墩。其城方形，夯土版筑而成，四面各160米，基宽5米，内城各边80米，残高5米余，基宽亦5米余，城中亦多见汉、唐时期红、灰陶片、细绳纹陶片、带有绳纹的青砖。在沟南亦有一古城遗址，同此城相对，倒塌严重，仅能见其本来大体规模。其城夯土版筑建成，分内、外城，外城据胡开儒和倩淳两同志测得，长宽俱在200米左右，内城方形，各边长为40～45米，残高约3米，基宽约5米，城门不清，遗物同前者所见相类。在附近多有烽墩连于四方，足见其所处地位之重要。据此，笔者认为定其为汉冥安、唐晋昌县城更为合适。
总之，笔者认为，南岔古城址极有可能是汉冥安县、唐晋昌县故城遗址，指锁阳城为在汉、唐故址上建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充其量可以说锁阳城当为南岔故城迁建而成。
在确定晋昌郡郡治和县治所在的基础上，笔者对照于《中国历史地图》，在两城间所标的“新乡城”，应当在今兔葫芦西南方的半截城所在处，从而可以肯定这个俗呼为半截城的故城址就是西晋时期的新乡县城址。
《新唐书.地理志》谓，在瓜州晋昌郡“西北千里”的“大黄府”设有墨离军。据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国灿同志相告，经过考证，“千里”当为“十里”之误。笔者认为其说甚是，如按其说对照于肖家地故城附近的情况，当为今布隆吉乡潘家庄之故城，很可能就是大黄府即墨离军的驻地。据介绍，其城址甚为博大，夯土版筑而成，建筑时代也早，距肖家地故城的行程和方位和文献记载都相符或者相近，可惜在近年平田整地时已被夷为平地，使我们无法再睹其庐山真面目。但是，从其同笔者考定的瓜州晋昌群治所在的行程和相对位置，还有考定的玉门关址的所在双塔也相去不远，它既可保卫都城，又可保卫边地要塞门关，它同玉门关、晋昌郡城三地形成为三角形。这从军事布置上讲是适宜的。据此，笔者认为将其定为瓜州晋昌郡属下的“大黄府”，即唐时墨离军的驻地当是适当的。
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考察和讨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第一，敦煌莫高窟第130窟供养人题名中所见的晋昌郡，其治域就在今甘肃省瓜州县治域中。
第二，唐代的瓜州晋昌郡的治所和晋昌县的治所是不在一地的。前者当为今瓜州县布隆吉乡驻地南的肖家地古城址，后者当为今瓜州县桥子乡南岔大坑的古城址，二地相距“八十里”，县治在西南，郡治在东北。
第三，唐代的玉门关当今在瓜州县乱山子中，距今双塔不远处。大黄府，即墨离军的驻地，当在布隆吉乡驻地西侧不远处的潘家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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